抵制快乐死亡螺旋

原文：Resist the Happy Death Spiral

从前，有个人坚信自己掌握了一个伟大的思想。而且随着思考不断深入，他发觉这不只是一个伟大的思想，更堪称有史以来最卓越的思想——它将解开宇宙的奥秘，取代腐朽而谬误百出的权威，赋予其运用者近乎神奇的力量，让挨饿的人吃饱，让生病的人痊愈，让整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这个人就是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他那伟大的思想正是科学方法。纵观历史，他是唯一一个宣称能为人类带来如此福祉，结果还完全正确的狂人。

（当然，科学并非由培根一手创造，但他确实作了贡献，并且可能是第一个意识到其威力的人。）

这也带来一个问题：你本来决定不再过分推崇任何事物，但有些思想就是如此了不起。尽管再也没有人实现过比培根的构想还要大胆的了；至少目前还没有。

这样一来，我们该如何抵挡这种针对科学本身的快乐死亡螺旋？当你相信某个事物如此高妙之时，这种螺旋便悄然启动——晕轮效应会让你不断注意到它更多的优点，使你愈发觉得它非同寻常；如此循环往复、螺旋上升，最终坠入认知的深渊。假如科学真那么有用，甚至我们一旦认清其真正光辉就无法再保持理智，那会怎样？这听上去是件好事吧？不好它要开始了忄夬⻊包……

如果你调取记忆中缓存的有关「不要过分崇拜科学」的模板化的、看似深刻的智慧 ，往往会想到这类说法：「科学带来了空调，也制造了氢弹」，或者「科学能解释恒星和生命，却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否定我车库里有一条看不见的龙」。但最先提出这些观点的人，其本意并非是要抵抗对科学的快乐死亡螺旋。他们并不真正担心自己对科学的推崇会失控，而很可能只是不满于科学对自己珍视的信念做出的某些论断，于是想方设法削弱科学本身的权威。

那些所谓模板化的对科学的批评，很难吸引真心为科学感到欣喜的人——因为它们本就不是给这些人准备的。所以我们需要转而寻找其他批评。

但如果你有选择地去寻找关于科学的负面言论——哪怕是为了抵抗快乐死亡螺旋——你不正是在主动走向自我合理化吗？既然明知自己在刻意操纵认知，又该如何相信自己的思考？

我对那些声称「可以用一种偏见抵消另一种偏见」的人一般都心存疑虑。这就好比车子右边雨刮器的电机坏了，但修理工说他不打算修，而是要把左边那个也弄坏，这样两边就平衡了。这种自作聪明的做法，最终只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真正有用的方法应当是去相信真实存在的事物，而非强行让自己相信那些自己都觉得不对的东西。

将对科学的崇拜限制在狭窄范围内，就能避免陷入快乐死亡螺旋吗？事实上，这种螺旋的表现之一，正是认为某个伟大思想无处不在、无所不包——就像邪教领袖最典型的特征，往往就是宣称自己不仅精通某一领域，甚至不仅是一组相关领域，而是在所有领域都拥有绝对权威。这样的领袖会指示信徒该吃什么、穿什么、以何为生；该与谁发生关系；该欣赏什么艺术、听什么音乐…...

遗憾的是，大多数试图把科学禁锢在某个精致小领域中的计划都以惨败告终。像是「嘿，科学可治不好癌症」这种常用话术根本站不住脚。「科学无法研究父母对子女的爱」——不好意思，这也是错的。如果执意要把科学与父母之爱这样的领域切割开来，就不只是在否定认知科学与进化心理学，更是在无视像玛蒂娜·罗斯布拉特（Martine Rothblatt）那样的人：她创立联合治疗公司（United Therapeutics），最初就是为了寻找治愈她女儿肺动脉高压的方法。（并且补充一下，她成功了。）科学早已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人类生存的每一个重要维度紧密交织，这是理所当然的。

好，那么关于科学有哪些听上去很好、实则错误的论断呢？

在我看来，一个典型的错误观点是：科学本身如此完美，以至于科学家甚至无需为其工作的道德后果承担责任——仿佛科学自动就会导向良善的结局。在我看来，这种主张似乎误解了科学造福人类的真实过程。科学家也是人，他们与大多数人一样具有亲社会的关怀和道德意识，而这至少是科学最终利大于弊的部分原因。

不过，这一点显然并非毫无争议。所以这里有个更简单的例子：「只要发表足够多的期刊论文，癌症就能被治愈」。或者：「反社会者只要承诺自己只相信那些经过重复实验验证且达到 p < 0.05 显著性的结论，就能变得完全正常」。

避免轻信此类言论的方法，并不是设置情感上限，认定科学只是稍微有点好；也不是刻意寻找理由相信发表期刊论文会引发癌症；更不是认为科学对癌症问题不能提出这样那样的见解。

恰恰相反，若你足够精细地知道科学的运作逻辑，你就会明白：虽然「科学有可能治好癌症」，但让癌症患者写期刊论文并不会使病情奇迹般地好转。那条特定的因果链根本不成立。

快乐死亡螺旋之所以属于情感问题，正是因为晕轮效应这一认知问题：一旦认可了某个初步的积极论断，未来就更容易接纳更多正面论断。我们无法仅凭意愿就摆脱这种效应，它大概总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我们。但我们可以有意识地放缓脚步，停下来，将每一个额外的积极论断都视为需要投入精力去剖析的细节，抛开其积极的表象，将注意力聚焦于这些主张背后的具体要点。

如果一个积极论断虽然「无法证伪」，却存在「正反」两方面的争论，这时我们该如何看待？其实这类表述往往需要警惕，因为它们常常出现在人们照搬既有证据或回避真正的弱点时。考虑到快乐死亡螺旋所带来的危险，明智的做法是尽量克制自己对尚未验证的主张过早感到欣喜——避免让它们成为对你已有偏好产生更多积极情感的源泉。

快乐死亡螺旋之所以是严重的情感问题，正是因为过度正向的反馈，它拥有能让积极主张不断共振、直至突破临界点的能力。你或许无法完全消除晕轮效应，但可以借助充分的思辨，使其维持在亚临界状态——从而确保共振逐渐消退，而非爆发。

甚至可以说，整个问题的起因在于：一旦人们接受了某个核心前提，就往往不愿再对后续每一个繁琐细节进行批判性审视——他们不再要求证据强度 与模型复杂度相匹配，不再主动搜寻（可能被过滤掉的）反例与证据，不再唤起那种纯粹的好奇心了。如果没有合取谬误，那么即便晕轮效应仍然存在，也有望阻止快乐死亡螺旋的形成。

即便面对宇宙间至善至美之物，纯粹的理性主义者也会对每一个附加的（积极的）主张，都坚持要求与之相称的证据，因此他们不会陷入积极情感的共振循环。我们虽无法完全达到此境界，但可以足够趋近理性，避免快乐沦为失控的螺旋。

真正危险的情形是：任何对伟大事物的积极论断提出批评，都会令人感到不适、甚至被社会排斥。于是，争论变成了士兵，每一条积极主张都是我方的士兵，而对它们提出批评，则如同在背后捅刀，也就是叛国 。此时，积极情感的共振反应便进入了超临界状态。之后将更详细地介绍这点。

斯图尔特·阿姆斯特朗（Stuart Armstrong）提出一个密切相关的建议：

将你的伟大构想拆解为多个相互独立的小观念，并分别对它们进行审视。

例如，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将马克思的宏大理论分解为多个部分：劳动价值论、阶级政治关系理论、工资理论、人类最终政治形态理论等。随后，应当分别对这些理论进行独立评估——其中一个理论的成立与否，不应直接影响其他理论的真伪。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不至于陷入认知螺旋的困境。因为每一项理论本身的含义是有限的，并不具备单独触发整个积极情感共振的能力。

打个比方，这就像是防止亚临界状态的钚块聚集起来一样。三个伟大的想法，远比一个伟大的想法更难让你陷入疯狂。阿姆斯特朗的建议也有助于推动具体化思考：当有人声称「发表足够多的论文就能治愈癌症」时，你就可以追问：「这究竟是实验方法带来的好处吗？如果是，癌症是在科学实验的哪个具体阶段被治愈的？还是说， 这是科学作为一种社会进程所带来的益处？如果这样，它究竟依赖于科学家个人治愈癌症的意愿，还是即使他们出于自利也能达成？」通过这样的追问，希望能引导你超越单纯的好恶感受，转而注意到其中的逻辑困惑与证据缺失。

总而言之，避免快乐死亡螺旋的方法如下：

• 将伟大的想法分成几个部分；

• 将每一个额外的细节都视为需要投入精力去剖析；

• 思考因果链的具体细节，而不是好或坏的感觉；

• 不重复使用旧证据；以及

• 不从「你无法证明是错的」的主张中获得快乐；

而不是：

• 拒绝过分崇拜任何事物；

• 有偏见地寻找负面观点，直到你再次感到不快乐；或

• 强行把想法塞进保险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