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快乐死亡螺旋

原文：Resist the Happy Death Spiral

从前，有一个人坚信自己掌握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事实上，当他越深入思考，就越发觉这不只是一个伟大的想法——更堪称有史以来最卓越的构想。这个想法将能解开宇宙的奥秘、取代腐败而谬误的权威，赋予其拥有者近乎神奇的力量：使饥饿的人吃饱，使生病的人痊愈，让整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这个人就是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而他那个伟大的构想，正是科学方法。他是历史上极少数的狂想者——宣称能为人类带来如此宏大福祉，而最终，也被证明完全正确。

（当然，科学并非由培根一手创造，但他贡献卓著，并很可能是第一个真正意识到科学所蕴含变革力量的人。）

这就是问题所在：你决心不再那么强烈地去推崇任何事物——可偏偏有些想法，确实是如此卓越。尽管至今还没有人提出比培根更大胆且已得到实现的理念，至少目前尚未出现。

然而，对于科学本身，我们该如何避免坠入这种快乐死亡螺旋？当你开始相信某个事物如此完美之时，这一螺旋便悄然启动——晕轮效应会让你不断注意到它更多的优点，而这些优点之间彼此呼应、相互增强，使你愈发觉得它美妙非凡。如此循环往复，最终坠入认知的深渊。但假如科学真的如此伟大，以至于我们无法完全认识其光辉，无法保持理性呢？——这听起来难道不令人心动吗？不好了……它，已经开始了...

如果你回想那些关于不应过分崇拜科学这一主张的所谓标准的 、缓存的（非第一性原理获得的）深刻知识 ，往往会听到这样的说法：“科学既带来了空调，也制造了氢弹”，或者“科学能解释恒星和生命，却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否定 我车库里有一条看不见的龙（主张者总可通过不断修正龙的理论，来‘解释’一切反例）”。然而，这些观点的最初提出者，其实并非意在抵抗对科学的快乐死亡螺旋。他们并不真正担心自己对科学的推崇会失控；更可能的是，他们不愿接受科学对自己所珍视的信念做出批判，因而试图削弱科学本身的权威。

那些所谓标准的对科学的批评，本就难以吸引真正对科学感到欣喜的人——因为它们本就不是为这些人准备的。因此，我们必须转向其他形式的反思。

然而，如果你有选择地去寻找关于科学的负面言论——哪怕是为了对抗那种快乐的死亡螺旋——你不正是在主动走向一种自我合理化（从既定结论反向寻找支持理由，而非由事实出发推导结论）吗？既然明知自己在刻意操纵认知（主动选择变得偏颇），又该如何相信自己的思考？

对那些声称「可以用一种偏见抵消另一种偏见」的人要心存疑虑。这就像一个修理工对你说：你右边雨刮器的电机坏了，但他们不打算修理它，而是要把左边那个也弄坏——这样两边就平衡了。这种自作聪明的做法，最终只会自食其果。真正有用的方法，应当是去相信真实存在的事物，而非强行让自己相信某些东西是假的。

将对科学的崇拜限制在狭窄范围内，就能避免陷入快乐死亡螺旋吗？事实上，这种螺旋的表现之一，正是认为某个伟大思想无处不在、无所不包——就像邪教领袖最典型的特征，往往就是宣称自己不仅精通某一领域，甚至不仅是一组相关领域，而是在所有领域都拥有绝对权威。这样的大师会指示信徒该吃什么、穿什么、以何为生；该与谁发生关系；该欣赏什么艺术、聆听什么音乐…...

遗憾的是，大多数人试图将科学禁锢在某个整饬狭小的领域中的计划，往往都以失败告终。诸如「科学又治不好癌症」这种说法站不住脚；而声称「科学无法研究父母对子女之爱」也是有错的。如果你执意要把科学与像父母之爱这样的领域切割开来，你所否定的远不止认知科学与进化心理学——你更是在无视像玛蒂娜·罗斯布拉特（Martine Rothblatt）那样的人：她创立联合治疗公司（United Therapeutics），最初就是为了寻找治愈她女儿肺动脉高压的方法。而她，成功了。科学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早已渗透并与人类生存的每一个重要维度紧密交织。

那么，你能否举出一个错误的有关科学的美好主张呢？

在我看来，一个典型的错误观点是：科学本身如此完美，以至于科学家甚至无需为其工作的道德后果承担责任——仿佛科学自动就会导向良善的结局。这种主张，在我看来，误解了科学造福人类的真实过程。科学家也是人，他们与大多数人一样，也具有亲社会的关怀和道德意识；而这，至少是科学最终利大于弊的部分原因。

不过，这一点显然并非毫无争议。因此，我这里还有一个更简单的错误美好主张的例子：「只要发表足够多的期刊论文，癌症就能被治愈」。或者：「反社会者只要承诺只相信那些经过重复实验验证且达到 p < 0.05 显著性的结论，就能变得完全正常」。

避免轻信此类言论的方法，并不是设置一个情感上限，认定科学仅仅略微有益；也不是刻意寻找理由相信发表期刊论文会引发癌症；更不是认为科学对癌症问题既不能这样也不能那样地提出见解。

恰恰相反，只有当你真正理解科学运作的特定性 ——即科学的效力并不来自它是万能的，而正来自于它只在特定范围内有效——你才会明白：虽然「科学有可能治愈癌症」是成立的，但一个癌症患者仅仅靠写期刊论文，绝不会迎来病情的奇迹好转。那一条特定的因果链条，根本不可能成立。

快乐的死亡螺旋只是一个情绪问题，它根植于一种感知问题——即晕轮效应：一旦我们接受了某个初步的积极论断，就更容易持续接纳更多的正面论断。我们无法仅凭意愿就摆脱这种效应；它始终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然而，我们可以有意识地放缓脚步，停下来，将每一个额外的美好主张都视为需要投入精力去剖析的细节，将注意力聚焦于这些主张背后具体的要点。

如果一个关于美好主张的具体说法虽然「无法证伪」，却存在「正反」两方面的争论，这时我们该如何看待？实际上，这类表述往往需要警惕——因为它们常常出现在人们用既有证据进行预演（目的是防御相反论点而非更新信念）或回避真正的弱点（只对信念中最牢固的部分提出无法驳倒的质疑，却回避思考自身立场中最脆弱的环节）的情况下。考虑到“快乐死亡螺旋”所带来的危险，我们应尽量克制自己对尚未验证的主张过早感到欣喜——避免让它们成为对你已有偏好产生更多积极情绪的源泉——这种做法是明智的。

快乐死亡螺旋之所以会演变为严重的情绪问题，是因为过度积极的反馈机制——即那种让积极主张不断共振、直至突破临界点的能力。你或许无法完全消除晕轮效应，但可以借助充分的审辨思维，将其维持在亚临界状态——从而确保共振逐渐消退，而非爆发。

甚至可以说，整个问题的起因在于：一旦人们接受了某个核心前提，就往往不再愿对后续每一个繁琐细节进行批判性审视（例如要求证据强度 与模型复杂度相匹配、寻找被刻意过滤的 反例与支持信息、激发对不确定性的好奇）。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并避免合取谬误（即错误地认为多个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高于其中任一事件单独发生的概率）——那么即便晕轮效应仍然存在，也有望阻止快乐死亡螺旋的形成。

即便面对宇宙间至善至美之物，一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也会对每一个附加的（积极的）主张，都坚持要求与之相称的证据——他们不会陷入积极情感的共振循环。我们虽无法完全达到此境界，却可无限趋近理性，从而避免快乐沦为失控的螺旋。

真正危险的情形是：任何对伟大事物的积极主张提出批评，都会令人感到不适、甚至被社会排斥。于是，争论变成了士兵，每一条积极的主张都是我方的士兵，而对它们提出批评，则如同在背后捅刀——等同于叛国 。（一旦你确定了自己所属的阵营，就必须支持该阵营的一切论点，并攻击所有看似有利于敌方的论证；否则就如同从背后刺杀自己的士兵，资敌助敌。）此时，积极情感的共振反应便进入了超临界状态。

斯图尔特·阿姆斯特朗（Stuart Armstrong）提出一个密切相关的建议：

将你的伟大构想拆解为多个相互独立的小型观念，并分别对它们进行审视。

例如，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将马克思的宏大理论分解为多个部分：劳动价值论、阶级政治关系理论、工资理论、人类最终政治形态理论等。随后，应当分别对这些理论进行独立评估——其中一个理论的成立与否，不应直接影响其他理论的真伪。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便不至于陷入认知螺旋的困境。因为每一项理论的含义本身是有限的，并不具备单独触发整个积极情感共振的能力。

打个比方，这就像是防止亚临界状态的钚块聚集起来一样。三个伟大的想法，远比一个伟大的想法更难让你陷入疯狂。阿姆斯特朗（Armstrong）的建议也有助于推动具体化思考：当有人声称「发表足够多的论文就能治愈癌症」时，你就可以追问：「这究竟是实验方法带来的好处吗？如果是，癌症是在科学实验的哪个具体阶段被治愈的？还是说， 这是科学作为一种社会进程所带来的益处？如果这样，它究竟依赖于科学家个人治愈癌症的意愿，还是即使他们出于自利也能达成？」通过这样的追问，希望能引导你超越单纯的好恶感受，转而注意到其中的逻辑困惑与证据缺失。

总而言之，避免快乐死亡螺旋的方法如下：

• 将伟大的想法分成几个部分；

• 将每一个额外的细节都视为负担；

• 思考因果链的具体细节，而不是好或坏的感觉；

• 不要只为防御相反论点而预演旧证据；以及

• 不从「你无法证明是错的」主张中增加幸福感；

但不是通过:

• 拒绝过分崇拜任何事物；

• 有偏见地寻找负面观点，直到你再次感到不快乐；或

• 强行把想法塞进保险箱。